撕了腰封才能看见玫瑰灰

for 北京青年报｜2009好书一瞥

｜启蒙｜

学者刘瑜所撰《民主的细节》一书出版前曾被多家出版社婉拒。书出版后读者反响强烈，叫好叫座。作者深厚学养背景加之扎实丰富可靠细节，使这本学理、经验、文采兼具的主题随笔成为2009年极具启蒙含金量第一书。

面对此况，翻回去想业者欢喜讨论的所谓一本书的形制、题材、体裁之类既定判断或经验，都已无足轻重。现在，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上帝。面对这样一本理念可靠富于情怀之作，他们撕掉腰封，无视脑残式营销，径自下单，更会奔走相告，用四溅唾星打造蜿蜒口碑。

另一册同样具有启蒙意义的好书是学者杰夫-豪撰写的《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这本贴有经管标签的书细读后发现它也是一本极为契合当下文化生态的文化预言。

书中清晰确切给出的“由非专业人士提供专业内容，消费者兼为内容创造者”这一定义同时也是当下网络文化新格局的精彩归结……当然，作者未必是这么想的。

在中国，它甚至早在2007年就有过一次彩排，新成语“正龙拍虎”就是那次彩排的完美记录。在起底周正龙全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些“专-业余人士”。

从某种角度说，他们，网友也好，字幕界知名译者也好，确为外行，可“外行同样也代表着思维没有被束缚的人。他们最伟大的财富就是有一双不世故的眼。正如老话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以“启蒙”扼要概括新译出版的林语堂早年以英文写作出版的《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要义，也大致妥当。该书要言不烦，“新闻舆论史”命题下大部分敏感话题几无遗漏：

从古代舆论批评，到自打诞生就与新闻规律满拧的国产报纸，从政治高压下无数短命杂志，到匪夷所思审查制度，林师娓娓道来，无一避讳……读该书时总在恍惚——林师那一行行一句句宏论排山而来，感觉是在读他新写的博客，更新时间是今儿个一大早。

｜小众｜

几年前，《长尾理论》一书的出版给中国出版业者以极大激励——这种激励的核心部分是，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国度，少就是多，小众也是大众。

尽管此地每年新书出版几乎从未做过计划生育，可那些剑走偏锋的文学作品仍会有自己特定读者群。2009年出版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大教堂》、《失物之书》等，正是如是中国语境中的小众读物……可那长尾语境中的“小”一点儿不小。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诗人阿多尼斯的短诗集。近些年诗集出版回暖。有报道说，在年选类出版物中，小说卖不过散文散文卖不过诗集，这对出版者而言当属利好消息，同时，它或多或少也是更多心灵矛盾挣扎更多人性纠结繁复在阅读取向上的微妙折射吧。

读阿多尼斯笔下的“花园”，我常沐浴安静，那安静已经是这年代最稀缺礼物。阿多尼斯的诗如一位饱经沧桑心怀缱绻的长者扶助聒噪的我们静下来：

那一刻，现实喧嚣可被双层玻璃暂时屏蔽于十里之外：“不用去区分风/风的形式和意义；/他了解诗歌之光芒……/时光，/收集人类的泪水/将它蓄满风的谷仓。”

《大教堂》封面选择了灰色。初读卡佛，以为这颜色或许正是卡佛小说作品最擅长之人性披露之物理直观版。可读其短篇《软座包厢》，读其短篇《大教堂》，才发现，灰色人生的所谓灰灰暗的灰灰色的灰，至少并非卡佛全部。

《大教堂》乃至卡佛很多小说既清冷克制，亦不乏人性奇异乃至斑斓。它很像是画家们喜欢夸张描述的所谓玫瑰灰：一种纯度偏低的暧昧色。它表面柔弱平静，远离强烈耀眼，绝少冲突，可其内在构成却朝向斑斓、芜杂、凌乱乃至惊心动魄。

作家康诺利的长篇小说《失物之书》的主人公戴维是个的孤儿：生母病逝，生父另娶，新晋后妈罗斯速战速决迅速给戴维生弟弟……这开局对戴维而言已是一步死棋。

自第7章始，作家安排戴维开始一次奇异穿越之旅，其神奇是，戴维的穿越之旅顺手将无数童话经典改写、翻写、戏仿，穿越之旅变作游戏之旅。

在戴维穿越那些被刻意反写的童话故事时，新故事旧故事纠结一处，美丽童话与残酷现实扭作一团，它使得这样一部原本只会令人怅惘、令人加倍文青加倍忧伤的小说忽就布满挑衅、冒犯、揶揄与尖锐。

｜事实｜

传主在国内名闻遐迩，可《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却是本出口转内销的书。传记开篇当头句是：“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这个开篇语已凸显出本书最重要的特点：以偏为正，断其一指。

本传记最靠谱处是，它原本是由英文口述、英文整理并最终以英文出版的。这约定它当然可被理解为传主对一位外籍采访者的体贴，可这选择已从最基础最本质的层面即扬弃所有或最重要最严苛的禁锢。

母语不仅止传递优越性。当一个人选择非母语叙事时，母语载体所携带的暗示或禁忌会像一根儿用旧的松紧带那样，从一种紧箍咒崩溃为一根软了吧唧的细绳，基本没什么用了。

精神或思想越狱有时从语言选择本身已经开始：开始凿，开始挖，开始逃……当然，这一切都在静默中发生，看不见，听不见，是看不见的喧嚣，是听不见的欢腾。

止庵先生所撰《周作人传》属于原创传记中少罕见 “无一字无来处”文本。1956年7月间，周作人以“周长年”为笔名，为多家报刊撰写文章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

1957年3月，周氏散见媒体的这些同主题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出版。“作者评价说……我只想略讲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始基”，“他再次强调自己‘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一律以报告事实为主’”。撰写本书，止庵用的是周作人理念：事实，只报告事实。

这个看似底线的传记标准在今天已难能可贵。当下语境跟周作人当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一切已大致重合无区别：“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惟一条件要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人去看待，不是当作‘超人’”，“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是戏弄”。

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虽然不是标准传记体，但“编年”对于这个遗忘迅速的年代来说也属难得。 “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印在该书封底上的这句话放着“水涨船高”不用，非要修辞成“水落石出”，暧昧无比。

一干精英像参加春兰杯作文大赛一样鸭子划水暗中较劲飙文字飙个性飙风范委实有趣。不过得承认，这种拼命打捞事实的努力可爱可敬。

书中唯阿坚、阿城似成功超越编辑主旨，信马由缰洋洋洒洒，全无“编年”压力，好看得不得了。两师文章里铺满筋道的口语，朴白摇曳，婆娑生风。

“按decade划分，不确切，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前面的话，出自小说家阿城之手。他写的那个“七十年代”现在小年轻想都不敢想。不过，了解且擅长翻墙的他们或许不难理解啥叫“听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