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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李碧华专栏多，小说少。看她专栏，当她粉丝。五年前，在博库做书专题，第一个做的，就是她的专题，标题是叫“戏梦人生”。专题中的图片量奇大，编辑岳老师甚至深入香港网站，将其全部港版书封面全部荡下来，贴在专题最后，颇为壮观。十年前每周在《一周刊》上看她专栏，最佩服的是其语言功力。有一篇专栏文字名为《黄色娘子军》，千把字，完全用《红色娘子军》舞台完成本术语写出。当时想，这家伙生活在香港，对三突出语言咋这熟悉？真厉害。

所以去年冬天在香港三联那个位于二层的门市中看见本书，啥也不看，拿下。近日大热，忽然想起细读，也没什么道理。一读下来，发现这中位居“变态美学”与“暴力美学”相邻处的小说读起来毛骨悚然，鸡皮疙瘩一地一地，意外有了防暑降温功效，果然奇异。小说是由电影剧本改过来，附有电影中影影绰绰的剧照，或细节，或渲染，也别致的紧。从来对所谓“电影小说”不屑，但这本感觉竟好好好。粉丝的原则原来就是没原则。

小说艳情，暴力，变态之至。其中写得最好的女人心情。再有就是其情节的简洁和强烈。我发现关于简洁和强烈其实是互为依存的两种效果，也是一种文字的掌控力。简洁，才会强烈。那种婆婆妈妈拖泥带水的情节常常伴随轻度悒郁与乏力，无论如何强烈不起来。本书电影不知哪年完成的，估计不会引进。监制：陈可辛，导演：陈果，编剧：李碧华；摄影：杜可风，主演：杨千嬅 白灵 梁家辉

圣经语文之妙，常在念诵中方可领略，为文之刹，已失其妙。在这一点上，禅语文与之颇多相似。不同处在于，后者更需全身心拥抱，念诵当然比过目更容易聚敛精神，但走神儿依旧难以避免。“一年春尽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新，天晓不因钟鼓动，月明非为夜行人。”这禅句不走神儿都未必懂得。

问：如何是平常心？师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学人不会。师曰：热则取凉，寒则向火……此刻，三十九度依旧，我既热且困，开开电扇，调低空调，视睡如归。

下图为《大声展》上一个有两层小楼高的巨大机器人。佐思佑想发现这个巨大的机器人还有醒目的小鸡鸡，非常兴奋。在现场，又看见一个高个子叔叔站在机器人下，手扶机器人小鸡鸡摄影留念，更加欢呼雀跃,，也纷纷要求手握机器人的小鸡鸡照相。无奈他们哥俩个子仅在机器人膝盖上部位，遂作罢。我说：你们觉得这个机器人有个小鸡鸡很重要？佐思说：对啊，证明这个机器人是个公的。

像那种短促窘迫惴惴不安的呼吸，这本书纠缠得厉害。删繁就简剥离密密匝匝的情绪、情感荆棘发现，错综复杂的父子关系构成了这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的主干。而政治，则是其全部纠缠的死结。“我”的父亲一辈子有两个俄语词发音不准，一个是“美丽”，一个是“司机”。受父亲影响，每次遇见“美丽司机”，“我”都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并因此想起父亲。“我”不知道，其实无论对谁而言，“父亲”都是个不可删除的隐藏文件。而当它与持续不断的政治风暴纠缠到一起后，情况就更为复杂。真正无法正确发音的，哪里是什么“美丽司机”，而正是“政治”一词。这样，全书用二十二万字篇幅所构成的那个倾力解开死结的手势终究不过一个扭曲的表情，苍白而怪异。

黄佑想的小聪明通常延迟。距离其兄“裤衩鉴宝”事件一月有余，忽然也想起在裤衩之类屎尿趣味上做做文章。昨天，晚上洗澡，他脱下裤衩，两手往裤管儿里一掏，一拧，整出个“八”字，并伴以大叫：看看看！鄙啼威八！最新搂勾！然后满屋子乱窜——鄙啼威八鄙啼威八鄙啼威八。我和媳妇大笑。笑完了想，尽管在职场上，迟到的聪明基本就是愚蠢，但作为我们儿子，延迟的聪明还是聪明。这就是护犊子。护犊子是一乐儿。

临行前，瞿秋白神色自若，他走到一处草坪下，说“此地就很好。”随后，他独自一人唱起《国际歌》，而郭和瞿听到的，其实不是同一首《国际歌》。郭听到的是俄版，它仅为法版的一、二、六节；而瞿听到的是他自己翻译的“瞿版”。一九二零年瞿旅俄途经哈尔滨，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他首次听到《国际歌》。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了瞿亲自翻译译本……耳朵与耳朵的差异就像男人与女人的差异。不同的耳朵是不同的频道。据此，对于同一首歌曲的所谓阐释，充其量也只是某频道自己的“新闻联播”或“非常6＋1”？

一九四九年后，黎锦辉弟子聂耳因《义勇军进行曲》而进入被膜拜的殿堂，而黎本人却因为《何日君再来》一歌没入尘封。一九六九年冬，因害怕前往开具买煤证明透露“不良”身份，黎锦辉冻馁而死。耳朵的命运忽然成为一个人的命运。正如罗大佑所说，他只有先写出极似conversation的《童年》，才可能写出中国式曲风的《海上花》：“人很奇怪，总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后，才会把家乡的养分找出来。”键盘、旋律、歌词和耳朵一起将命运之歌弹奏得千差万别。

没人统计过到底音乐多，还是关于音乐的书多。但可以肯定，关于音乐的书，很有可能比音乐本身更动听，也更易解。唱歌的方式如今已方便到在一台小小的IBM前即可自封麦霸，而这一切都被我解释为人与生俱来的寂寞。香港作家Jovem说：“KTV是避免周末安静得只听到蚊子飞过的好地方。”而也正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只耳朵，才有了完全不同的音乐，完全不同且勉为其难的有关音乐的阐释。

与很多成功人士在情妇、二奶及原配间的尴尬相似，本书试图阐释音乐的企图，也是尴尬。这怎么可能呢？不过，似乎越是不可能，就越具挑战性。评价“荒诞新闻之王”亨利-汤普森，提莫西-克劳斯在他的《公车上的男孩》一书中说：“他的写作就是为了煽动、抨击、抗议和激怒。”前面连用的那四个动词像是对音乐的阐释，又像是对音乐本身的描述。关于音乐，我赞成崔健所言：“音乐不是解释用的，音乐只是感受用的，如果硬要解释，就别扭了。”

我们耳朵甚至比我们的眼睛更自由，更散漫，也更个性化。同为革命圣歌，可在郭沫若长子郭汉英听来，却是别有感慨。他发现，《东方红》与《国际歌》二者的主题相互打架，《东方红》中的太阳之喻与《国际歌》对救世主的坚决否定，暗中构成了一个奇异之讽，而我在一遍又一遍聆听这两首歌时，却啥也感觉不到……耳朵与耳朵原来也相距水千条山万座。万水千山。

告诉富人要有平常心，告诉穷人要有上进心，这就是如今很多畅销书的“中心思想”。至于用怎样的平台或喻体表达它，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儿。其模式化的部分不变，而其喻体的部分则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依照如此判断，这本书与那个据说是由牧羊人发明的贵族运动没什么关系，与“比杆赛”（STROKEPLAY)或“比洞赛”（MATCHPLAY)更属风马牛。在这类励志书中，咖啡、奶酪、鱼、熊、汤耗子或阿根达斯之类大都成为一系列老生常谈的托儿。

当然，对于这类畅销书而言，“托儿”的选择至关重要。被用来当“托儿”的，大多为洋玩意儿，而多半不会是“豆汁儿”或“炸酱面”。遵循距离产生美感的基本原则，给中国的穷人们制造励志书而选择大爷小妹耳熟能详的香椿拌黄豆或是东坡肘子，降低了神秘感不说，也很
难掀起超出常理的阅读热情。

以此看来，所谓畅销书，其实就是写给穷人看的书。理由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富人太少了，穷人太多了。同理，只有穷人才需要励志，而富人需要的则是裁减欲望。

《新新闻》周刊第828期发表学者南方朔文章，标题是：《抬杠——毫无建设的口水浪费》。该文关键词即“抬杠”，作者一边梳理“抬杠”一词的词义变迁，一边揶揄台湾的政治文化。说起来，“词义”当然是由人赋予，可它却常常并不属于人。它像一株可以自由生长、繁殖、再生和改变的植物，它们的祖先常常并未留下记录变异成长的碑文。所以，关于语词、词义，我们常辨认不清，漫漶含混，大惊小怪以至于笑问客从何处来？

Genius（天才）一词在十四世纪开始成为英文中的一个词汇，其意涵主要源自拉丁文，而与其最接近的词源为拉丁文“genius”，意为“守护精灵”。而直到十七世纪末，“天才”一词才有了比较接近今人理解的含义：非凡的能力。在那场持续至今波及全球、被文化人类学者称之为“书写新神话”运动中，以哈里-波特为代表的一波又一波魔幻小说狂飚中，“精灵”的非凡与万能一直是其大同小异的母题，而以我等凡俗的理解看，那也就是天才了吧？

而关于天才，其实向来人云亦云意味繁复。在“the English genius compromise”这个句子中，因为有“compromise”，“genius”究竟是“特质”还是“天分”也就很难说。佐思佑想现在最迷恋动的，正是“守护精灵”之类的动漫。对他们而言，“genius”的含义却为“天
分”，而所谓社会化或成长，则无非一点一滴将“天分”变成柔弱、妥协、骄矜之类的“特质”。童年消失的那一天，天才也便绝迹。

作者的博学在本书中历历在目。语词的整和是一种跨领域的科际整合，而这样一本书所给人的启迪丰富多彩。《抬杠》一文深受本书启发。所谓“抬杠”起源于北方习俗“抬杠会”，其词义转变过程以及与不同文化中相关说法的对照趣味颇多。中国章回小说中主帅厮杀前的预演程序为“叫阵”，而在《圣经》中，大卫王与巨人戈里亚的“隔阵对骂”、古希腊文中意指“语词奸诈”的“logmachy”、美国黑人社会的“仪式性对骂”，无不与所谓“抬杠文化”貌合神离神合貌离。及至网络语文中的“跟帖”、社区语文中的“灌水”以及博客语文中的“扳砖”，混沌地说，大抵都是抬杠语文的网络版。在网上，今天的“仪式性斗嘴”已日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嘴巴的假期”。

当然，尽管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抬杠”有那么多的相似和神似，但终究他是他，你是你。那些语速与腔调上的大同小异也并不证明它们是同一种语言，而是相反。每个语词的使用者不过仅止跋涉在语词万千义项的某个支脉中，而且还常像小红帽那样越走越黑越走越远，忘记回家的路。